要牵的手却在大衣口袋里

中国报/副刊·诸家：張尤蕊 2016.07.09

去年我们提早定了优惠价机票到韩国釜山和济州岛去旅行，预计今年三月初冰雪已融，谁料才下机就被冷飕飕的风吹得捉紧了羽绒外套的衣领，心里嘀咕明明是春天却还是冷得不像话。由于天寒地冻，整个旅程我们常把两只手收进大衣左右两边的口袋里取暖，每次从地铁站爬上地面的时候，双手收进口袋里的动作尤其迅速。

游釜山的第一天，我们从乐天百货走出来，一直步行到影岛大桥，又从影岛大桥溜达回到南浦站光復路，街道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和身边的伴侣牵手，他们的双手都密密实实地收进大衣里，说话的时候嘴巴冒着白烟。我们和他们的动作一致，只看背影的话，好像也无法分辨谁是罗客，谁才是旅人。

天冷的季节，人与人的感情也会随着天气降温吧，我突有谬想。不是吗？天那么冷，大家都把手收进口袋里，无论是大衣外套的还是牛仔裤的，那些情侣或夫妻都没办法手牵着手过马路什么的。想到这里，我决定以身作则，赶紧把右手从大衣口袋里抽出来挽着身边外子的一条手臂。也许过了三分钟，也许只是一分半钟，我又把手缩了回来，死心塌地地收进口袋里握成了拳。我不得不屈服，毕竟手指冻坏事大，感情的事尚可以搁着等天暖了再说。

前年在北京，满树的银杏叶都黄了，掉到地上的小小的银杏叶把人们要走的路也染黄，我们抬头低头都是秋色。当时我走在街道上虽感觉冷风刺骨，但庆幸身边有可以依偎取暖的人，像母亲，还有外子，我在他们二人之间，偶尔向左靠近一些，偶尔向右贴近，三个人并排着走。父亲膝盖不好行得慢，大多时候走在我们的后头。

在北京的某个早晨，我们眷恋着身边人的体温并排走向王府井大街，无意挡住了行色匆忙的大叔，大叔语气不太好，责斥我们并行阻碍了他，我们唯有换成四个人一队，接踵前进。外子领头，母亲排第二，我随后，父亲仍然在最后头。我们不约而同都把双手收进外套的口袋里，一路走到王府井大街，进了大楼，在火锅店坐下之后才从口袋里抽出双手，卷起长袖。当时只觉秋风吹得格外殷勤，吃火锅的时候才暖和一些，还没想过天凉连人情也会着凉的事。

有个在大学留宿时认识的好朋友，她同一年也去了北京，她说到了人多的中国却不见街道上行人项背相望觉得惊讶，尤其是北京故宫，跟我回国后对她形容的不一样，没有人头攒动，拍照时自然也没有人墙背景。原来她去的时候已是严冬，游人甚少，当地人也尽可能足不出户以避寒。如此一来，想必一对恋人在冬天见面的次数也是比较少的。

很多年前我和两个闺中好友同游港澳，我们半夜乘着冷冽的风在澳门大三巴牌坊附近排队买热腾腾的肠粉吃。那天卖肠粉的生意很好，我们三人一簇，有的丽影双双，有的独自一人，大伙儿捧着冒烟的肠粉站在街角囫囵。如今回想起来，当时除了执筷吃肠粉的一刻，大部分时候我们的双手也是藏进口袋深处的。

长发过肩

中国报/副刊·诸家：張尤蕊 2016.06.30

我跟姐姐小时候最希望可以留长头发，像其他家的女孩一样偶尔束起马尾，偶尔扎成辫子，我们都认为女孩子留长头发比较好看。等到我们长大以后，问起母亲为何当年总是让我们剪短短的男子头，甚至连发鬓跟刘海都不许留，母亲的回答是为了避免头上长虱子。她说的似乎有道理，我们小时候头上真的很容易长虱子，而且每次长虱子头皮都出奇的痒。

我还记得每次上理发店剪头发之前，都会央求母亲希望头发不要剪得太短，她也总是点头应允，可是到了理发店之后，母亲都会出尔反尔拜托理发店的阿姨尽量剪短一点，她说不然头发很快又会遮住了眉毛，掩盖了耳朵。我后来才知道母亲当年心里的盘算，把头发剪得短一点不仅可以拖延下一次上理发店的时间，主要还是为了省钱。

提及头发，母亲就会提起她排行第二的妹妹我的二姨。她说二姨最看重她的头发了，自年轻时候，打从早上起床，二姨抹上发胶的头发就不曾有过一丝凌乱。即使如今二姨已经年过半百，三天两头她总要上发廊一次，洗头吹发，又或者将白发染色，绝对不容有失；恰巧遇上她要赴宴的日子，那就更隆重其事了。

年轻时候的母亲也有过一头及腰的长发，像火炭一般乌黑亮丽，在黑白照片里生姿，在现实中却已消失多年。还未退休之前，她在橡胶园里割胶，为了不让散落的发丝阻碍了劳动，经常以头巾裹头。然而，流汗还是会使其头皮发痒，加上后来生了几个孩子，根本没有时间打理，才索性把长发剪短。随着母亲的年纪越长，她又把短发烫成典型的妈妈卷，又短又卷，不怎么好看，却也不难看，她说反正所有的安娣都剪这种发型。

我和姐姐都有一张圆脸，确实是留长发比短发来得合适。自从可以自作主张留长头发，多少年来我们都维持长发过肩，只是有的时候烫得笔直，有的时候卷成波浪；束起马尾的时候多，扎成辫子的时候少。

麦波申路末段

中国报/副刊·诸家：張尤蕊 2016.09.17

这是过去几年在小岛上生活的事。每个工作日早晨，我从后港乘搭151号公车到麦波申路下车，下车后再步行10分钟左右便能到上班地点。

一般下了公车以后，我会先给自己买一份早餐，才又继续上班的路。麦波申路末段角头间的传统咖啡店内有一个小档口，那里只卖炒饭、炒面和炒米粉，老板娘长得胖胖的，看起来很福气，她对这份买早餐的工作似乎有着非同一般的热忱，我估计她凌晨便得爬起床准备开档，在厨房里火炉边大汗淋漓地工作。虽然如此，但她总是笑脸迎人，难怪她的生意特别好。那时候的我大学毕业才不过两年，虽然很努力工作，也很拼命加班，但感觉所有的事都停滞不前，难有突破；心里开始怀疑这般机械化的日常作息会否就是我的一生，不过当时年纪尚轻，纵使怀疑却不曾认命。

帮衬的日子久了，原本陌生的老板娘也已熟知我的口味，我也只是点炒米粉加荷包蛋打包带走，叁峇辣椒要多一点，几年来没有例外。有时，视线交会的瞬间，我发现老板娘的目光比她的笑容更温暖，每次她都有求必应地给了两大汤匙的叁峇辣椒，当她把炒米粉递给我的时候，不忘顺带提醒我热米粉烫手。炒米粉是由一层旧报纸在外，内里隔了一张油纸打包的，然而那年新加坡已很少人用旧报纸包食物的了，一般都是用简便的保利龙盒。老板娘的炒米粉加荷包蛋只要新币一块三毛，我每次付账一定准备好零钱，省得忙得团团转的她还要给我找钱，找完钱还得洗手擦干。

除了炒米粉，我有时也吃热情西饼店的蛋挞作为早餐。这家同样位于麦波申路的西饼店有个意大利文名字叫La Passiona，译成中文便是热情，乘坐151号公车的话就能直接到达这一家西饼店正门口，非常方便。早上大约7点半钟，谁要是经过西饼店就会能闻到蛋挞香，新鲜出炉的蛋挞味道出奇的好，我有时也会带两个给邻座的同事，纯粹想与她分享好味道，她到底是我在那里上班第一个认识的朋友，我至今还记得那段紧跟在她身后的菜鸟期。

如果去光顾热情，把门推开的那一刻，门上系着的铃铛马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接着是热乎乎的饼香扑鼻而来，仿佛只是用嗅觉就能闻到厨房里的师傅是个热情的人，最起码对烘焙有一定的热情，但究竟要有什么样程度的热情才能做出这种暖胃又暖心的蛋挞，可以让人将早晨的寒意迅速驱散，将臂膀上的疙瘩抚平。其实，在这之前我并不太喜欢吃蛋挞，第一次光顾热情只想为周日早餐换个口味，却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贪恋蛋黄鲜艳的颜色，还有蛋挞刚出炉的温度，特别在岁末雨后低温的早晨，买两个蛋挞抱在怀里，让饼温在从腹部逐渐蔓延全身，像情人的拥抱一样温暖，令人讨厌的湿哒哒的雨天也顿时变得浪漫起来。

重新又回到吉隆坡以后，我很少吃炒米粉作早餐，也几乎没有乘搭公车。那些年炒米粉老板娘和热情西饼店教会我的事，我当时不明白，如今总算有些领悟。

成家之时

光华日报/蕉风椰语：張尤蕊 2016.09.17

2012年，我们毅然决定筑巢17楼高。那是不到800平方尺的老公寓小单位。等到公寓简单装修好后，我们即开始了二人生活。其实，除了两间浴室换了全新的瓷砖和马桶，亲自刷的米白色墙漆，其他的也没做多大更动；家具不多，电器用品不多，额外摆设不多，花费自然就少。

虽然如此，当初为了添置家居用品，我连续3个月不曾买过一件新衣服，连折扣单品也没有，我的购物欲被压抑得变形后又再变回原形。月底领了薪水首先买阳台落地玻璃窗的深褐色帘子，下个月接着买同样是深褐色的折扣价地毯，然后才轮到厨房用具和其他摆设。即便是养在阳台上的花花草草都是每月光顾园艺店一株一株地搬回家来，时间久了，再移植或分盆，越养越多。

本来以为我们夫妻二人都不适合在拥挤的城市生活，婚后几年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搬离城市。然而，世间上的事总与愿违，在城市的工作一直放不下，也许往后都得与这座城市唇齿相依也说不定，那么我们唯有调适自己。

我认为家里必需有个适合阅读的地方，若觉得疲惫，想要躲起来也很妥当的地方；除了读书、看杂志，喝咖啡或写文章也行。于是我们买了可以摆下几个书架的房子，仍旧是亲手刷的漆，从采购家具到摆设，凡是能亲力亲为的便不假手他人。对于打理一间房子，有了上次的经验便不觉手忙脚乱；但是对于打理一个家，料想我们下半辈子都会在路上摸索的。

在小公寓的最后一个月，即使我有多么不舍，许多东西其实无法装箱带走，比如那可以俯瞰城市夜景的阳台花园，还有那听得见归人跫音的小小厨房，我们竟朝夕相处了四年。我想说，家中一切并非原来就有个模样，一草一木都是我们这几年来用心经营的结果。接下来的日子，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扎营，都会记得我们家最初的样子。

兜售明信片的孩子

中国报/副刊·诸家：張尤蕊 2016.09.09

我在柬埔寨吴哥窟、越南河内、印尼巴厘岛等地方都遇见过迫切向游客兜售明信片的孩童，他们的身形瘦弱，头发干燥，发色枯黄，年纪有的才七八岁，有的也许更小。像他们这样的年龄，应该在学校里开心的学习、唱歌、玩游戏，而不是赚钱糊口或分担家计。

我特别记得在巴厘岛的那一次，当时我和外子从机场乘搭出租车要到下榻酒店的路上，司机大叔在交通灯前循规停下。司机大叔料想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从机场到市区他都没有跟我们说上几句话，不像我们在其他地方遇见的司机，总是主动问我们来自哪里，打算逗留几天，然后为我们推荐几个旅游景点。

我们在寂静的出租车里百无聊赖地等红灯转绿，不料被突如其来的叩叩声吓了一跳，紧接着又被车窗外一张披散着头发的脸吓了一跳。那是一个大约十岁的女孩，正敲打着出租车后方乘客座的玻璃窗，她要找的人明显是我或外子，而不是前座的出租车司机。女孩的身后还有三五个年纪更小的孩子，成列站在路边等着，每一張都是稚气又纯真的脸，他们的眼神都充满了期待。可想而知司机大叔同时也被女孩的行为惊动，他用我们听不懂的印尼话叫女孩赶紧走开，又用我们听得懂的印尼腔马来话叫我们千万不要跟女孩买明信片。

司机大叔隔着车窗说话，不知道那女孩听见与否，反正女孩始终没有理会大叔，对大叔示意她离开的手势也视若无睹，她只是更急切的敲打着车窗，趁交通灯转绿之前向我们推销她手上一套才一美元的明信片。我估计要不是司机大叔加以阻止，以外子的个性，他会毫不犹豫的按下车窗，跟那女孩购买一套或两套明信片。最后，交通灯到底是不识趣的由红转绿，车子重新开动，女孩对我们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表达她对我们的无动于衷大失所望。

我能明白司机大叔的用心良苦，他不想孩子们觉得随便兜售什么就能赚钱养家而荒废了学业，所以才要求我们千万别跟孩子们买明信片。那次红灯转绿以后，原本沉默的大叔突然说了很多话，他说学龄孩子就该到学校安份学习，不该急着挣钱，等学好了学问自然就能挣更多的钱，凭自己的本事脱离贫困。虽然眼前这位大叔只是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但是他说的都是道理，这道理我那辞世多年的祖父也曾训斥过，就连母亲也唠叨过，仿佛书读不多、生活艰辛的人都特别能明白。

孩子们为了兜售明信片就那样肆无忌惮地在交通繁忙的马路上穿梭，万一不幸发生了意外那该如何是好，他们的父母怎能为了一美元的明信片让孩子冒生命危险，又或许孩子们的父母对他们在外所做的事根本一无所知。印尼是世界第五大烟草出产国，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印尼有超过150万童工为烟草公司工作。除了印尼，越南也有超过175万的童工，最低年龄只有五岁，而柬埔寨的童工竟然也有43万人，这些孩子为了工作迫不得已辍学，有的甚至未曾到学校受过教育，他们被剥削了童年、健康、心智发展和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庞大的数据看了无不令人感到痛心。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到底还要经历多少世代才能让所有的人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