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路窄

星洲日报/星云·文：張尤蕊 2016.07.20

我的故乡也是母亲的，在森美兰州和彭亨州交界不远的地方，以前每个小时还有一趟公车经过，现在公车不去了，乘客太少的缘故。那年我们上小学，没有父母专车接送，连陪同到巴士站等车也甭想，我和姐姐一个7岁，一个9岁，以相依为命的姿态一同乘搭清晨6点15分的巴士，错过了那一趟的话，上学就铁定迟到。

像我这样的八字辈，从乡下来到大城市，苟延残喘到今天，老实说在城市里庸庸碌碌的生活不能算是光宗耀祖的事。我反而庆幸自己来自乡下，有过一段极为美好的童年，玩捉迷藏的时候可以不讲卫生躲到废置的鸡寮里，又或者隐身在天花板与白锌屋顶之间，小心翼翼地在横梁上爬行，背部则任由毒热的太阳隔着白锌以摄氏三十五度烘烤，等到游戏结束，一群无论胖的瘦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屁孩从天花板循着木梯爬下来的时候，全身都逼出了油。

长大以后才发现故乡的路竟是那么狭窄，重型罗里迎面驶来的时候还得让出三分一的路来，将车子尽量靠左行驶，左边车轮顺势跌落到柏油路以外的红砂砾地，等到罗里驶过，车子才又颠簸爬上来。除了路窄，故乡的河是浅的，山是矮的，就连空气也洁净得如此穷酸，没有半点杂质，说起来似乎一无是处，却又那么让人周而复始的思念着。

记忆里外公家后方有一座横跨浅河的木桥，桥的两边长满了鸭子爱吃的水生植物，形似泽泻，孩子们灵机一动，创意出採菜喂鸭的游戏，不曾畏惧失足，也不曾害怕传说中的鳄鱼出没，野菜最好挑嫩绿的，太老的菜叶鸭子嚼不动，吐出来的叶渣留下蛛丝马迹，大人寻迹查出小孩去过河边，铁定是一顿从头到脚的打骂。我记得好像是雨季来临之前，浅河之上还会飞来许多的蜻蜓，颜色有红有绿，绿的停在水面上，红的停在芦苇上。当时，觉得蜻蜓体型纤瘦，背脊挺直，比扭捏的蝴蝶好看。

当年的孩子会跑会跳的都会骑脚踏车，故乡的土地在脚踏车的轮下似乎比原来的版图更为辽阔一些，我们常骑车去稻田看水坝，也到水坝堤岸上看稻田，偶尔玩兵捉贼会玩到油棕园里，追赶着又从油棕园里骑着车飞奔出来。乡下地方没有车水马龙，在街道上乱窜也不要紧，再说街上的人即使叫不出名字都算是认识的，他们也许会向家里的大人告状，也许不会，反正投入游戏中的小孩从来不会思前想后。

人生仿佛才一下子就来到今天，童年的许多遗憾还来不及弥补，也来不及从少年的梦清醒过来，中年却已逼在眼前。童年的岁末，那些不用上课的日子，我们家的小孩都会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大人押着去橡胶园里剥胶丝，养山蛭，喂蚊子，因此流过一点血，半点汗，也吃过丁点苦。若干年后的今天，我意外发现那丁点的苦竟然也有回甘的时候。我已多年不曾闻到胶丝独特的气味，不过每当大雨滂沱，我仿佛还能看见年幼的自己，与母亲一同站在门前望天，母亲难掩满面的愁容，而我却压抑不住心中的欢愉。

早些年，故乡还住着一两个关系亲密的老人，每逢过年过节还有个理由回故乡去看看。后来，老人陆续不在了，故乡也就跟着没了，乡愁变得无穷无尽，那条通往故乡的路也窄成一条时间的缝隙回不去，浅河倒是在乡愁里变得越来越清澈，小山坡似乎也变得魏巍壮观，空气是清新得足以洗净铅华，可惜却都成了遥不可及的过去。如果还有庆幸的事，便是那过世的老人坚持长眠在故乡的泥土之中，一年到头还有清明时节，便能假借扫墓之名探望故乡。

雅加达的美丽与不安

中国报/副刊·诸家：張尤蕊 2016.07.22

那是一次商务旅行，我在铂尔曼酒店房间里，从落地窗户望向早晨的雅加达景色，或远或近的新旧大楼都像受了露水灌溉而越长越高，有的都快爬到天上去了，跟自由的飞鸟很靠近，跟不受拘束的云朵也很靠近。

像这样看雅加达是很美的，但只要我一踏出酒店大门，就会开始不安起来，加上酒店和大型商场的保安尤其森严，出入都要搜身并扫描携带物，仿佛恐怖袭击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我不晓得这阵仗能否起警戒作用，但起码先吓着了我。又或许是自己对这座城市不熟悉的缘故，所以才缺乏安全感，我不否认随着年纪越大，我越需要安全感这种东西。然而，我独自在小岛生活的那几年，经常一个人走在陌生的新山街头，却从未有过类似的不安。没有买到长途车票回家的周末，我会独自跨界从新加坡到新山走走逛逛，没有目的的，仿佛只要回到马来西亚的领土，我即使孤单也不会觉得自己可怜。黄亚福街上布满肮脏的油渍但没有人在意，尤其是周末放假的孟加拉籍外劳，他们看起来很兴奋，不仅穿戴整齐，连头发也梳得贴服，有的手牵着手，有的勾肩搭背，一群人从黄亚福街步行到附近的城中坊去，我则一路跟在他们的后头。

我们在雅加达的第一顿饭是道地的Nasi Padang，那是一家看起来很不错的餐厅，就在酒店后面那条街道上。餐厅服务员把我们点的食物摆上桌，这时我才发现印尼的鸡只太瘦了，即使是鸡胸也几乎是扁平的，肉质又干又硬，我还是喜欢丰盈柔软的鸡胸肉。还有，这里的苍蝇来去自如，除了我们这一桌食客会偶尔驱赶企图停在食物上的苍蝇，其他的人似乎习以为常，没一回事地大快朵颐。

离开餐厅后，我们马上招了一台出租车直奔Tanah Abang纺织品批发市场。在这个印尼最大的批发市场里，有很多本地男子走过来用印尼话问我们要不要雇用他们帮忙提东西，他们应是敏捷地捕捉到我的一个马来朋友买了很多穆斯林女人祈祷用的礼拜袍，所以前来自荐。朋友毫不犹豫聘了一位看起来20出头的小伙子，那个小伙子两手挽了大包小包跟在我们身后，竟然足足跟了4个小时，酬劳是马币20块钱，一直到我们坐上出租车，他还折了腰向我们每个人道谢。

在雅加达乘搭出租车也让人觉得很不安，从Thamrin City商场到铂尔曼酒店只需15分钟的路程，出租车司机竟然过了一小时才把我们送回酒店，途中还不时转头跟后座的我们确定方向，然而是三轮嘟嘟车Bajaj司机每次都能准确无误的把我们送到要去的地方。

离开雅加达之前，我想起两个朋友，他们刚恋爱的时候去了雅加达。原本是男朋友要去一项研讨会，女朋友陪同出席，等研讨会结束后两人就可以趁机拍拖旅游，行程似乎也安排得很理想。他们在雅加达拍拖旅游的某一天，女朋友跳上了拥挤的巴士，男朋友还来不及挤上去，巴士却扬长而去。当女朋友发现男朋友不在身边，心里才要开始慌张，幸好下一秒就看见他在巴士后头拔腿追着，异常落力。虽然这是好几年前发生的事，如今我的那两个朋友已经结婚生子定居台北，但我想她永远不会忘记在雅加达被狂追不舍的感觉，而她的老公也应当记得那年那天巴士车后的尘土飞扬。

    三轮嘟嘟车 Bajaj
  

    Thamrin City Mall

 Pullman Hotel 外的夜景

 耶加达城市的车流

十年后相聚

光华日报/蕉风椰语·文：張尤蕊 2016.07.05

毕业整整10年，一众已过而立之年的人，自大半年前便像个孩子一样嚷嚷要重聚。我们说着说着，观望着，期待着，然后终于相见。

顶着厄尔尼诺的炎热，我们首站回到马大中文系去看看，由系主任潘碧华老师带领着，从刚刚装潢得宽敞、明亮的中文系入口处和新柜台，一路到会议室、资料室、书库、研究室，还有曾经徘徊过的中文系长廊。重回到了母系才有感，这一趟不只为了参观，似乎也为了回顾过去，亦为了瞻望未来。不管过去抑或未来，都没敢轻易忘记作为中文系一份子的使命。马大中文系于1963年创系，至今拥有超过50年的学术积累。当年我们有108个同学，如今一届新生只有15人，所幸近年来研究生人数有增无减，然而中文系的前景依旧另人担忧。

为了跟昔日同窗痛痛快快地聊上几个小时，所以决定吃自助餐去。自知自助餐会让身体超负荷，我自以为聪明的事先跑了30公里，分成6天跑完，每天5公里；大热天躲在没有空调的健身室跑步，汗流得比瀑布还要奔放。然而，一直以为会发生的暴饮暴食事件竟然没有发生，所有人倒是忙着拍照，忙着说笑，忙着叙旧。

难得重聚，我自然没忘给每个专程出席的同学多看两眼，发现同学真的变了，变得比以前美好；母系也变了，也变得比以前更好。虽然毕业后大家各奔前程，甚少联系，但是看见同学们各有所成，突有一种轻盈的安慰浮到心上，那些对中文系毕业生出路充满了疑惑的人，此刻仿佛都成了杞人。

原本计划只在母系逗留1个小时，不屑厄尔尼诺的大雨却把我们多留了1个小时，后来虽又超时聚餐，临别时刻仍是依依不舍。但愿我们日后常有机会相见，每次再见都如今日，轻松自在，尽情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