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伦敦那次，我们拖着塞满厚重衣物的行李遍寻不着下榻酒店，实在累了就赖在海德公园的椅子上，看人跑步，看鸭子被喂食，好不容易才赶在日落前办好入住手续。另外还有威尼斯那次，下着绵密细雨的冬日黄昏，眼看天很快就会暗下来，我们找了好久，问了好几个人，却仍没找到位于水果香氛街的红墙小酒店。因此，自己对自己发誓，此后只预定距离地铁站300米以内，到站后走一小段路即可抵达的住宿。
这次在东京入住的格拉瑟丽酒店，正是距离浅草地铁站300米以内，却还是免不了向一对情侣问路，还暗自心喜地让他们领着走。我们两双人，一前一后过了一个红绿灯，再拐两个街角就到了。
决定从涉谷站步行到明治神宫，我们又向人问路，见机逮到一个带着口罩看不出实际年龄的男士，我们仨相伴走了约15分钟的一程，断断续续用彼此能懂的英文聊天，才得知他其实比外子年长，20年前参加过星马泰旅行，喜欢吃nasi
goreng而非nasi lemak。我和外子对这出乎意料之外的回答难以置信，向他再三确认，仿佛非得逼对方说出与我们猜想一致的答案来，他却依然很笃定地告诉我们是马来炒饭没错。我想起在巴黎北站，我们也遇见过一名退休杂志编辑，她也是在20年前，经死亡铁路从泰国入境马来西亚，最后抵达新加坡，访问过新加坡女作家Catherine Lim（林宝音），之后就没有再踏足过东南亚。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所眷属的地方无法让他们怀念？为什么马来西亚无法让他们心生旧地重游的想法？我突然觉得伤感，我爱自己国家的同时，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有第二次机会去探访那些曾经驻足的城市，而不是打卡盖章之后从此遗忘，仿佛由始至终与这些城市毫无瓜葛，也无需有半点眷恋。
北海道疫情爆发那两天，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人在东京的我，坦白说当时我们在东京，真的感觉不到疫情加剧升温，日本人上班的如常上班，开店的如常开店，还有浅草寺那些专做游客生意的拉人力车的车夫，他们依旧积极地招揽客人。日本人对待游客向来热情友善，他们似乎一点都不畏惧我们可能会传播病毒，不仅乐意引路，且热络招呼，我们在晴空塔下就遇见过一个西装大叔，他来向我们炫耀自己用手机拍的樱花树下的晴空塔，虽然他戴着口罩，我们根本看不见他的脸部表情，但那眼神是那么地兴奋和自豪，后来还主动指点我们拍摄角度的捉拿。
我们看似不畏生死地选择不取消机票如期远行，然而我们还是怕死的。出发前，我们努力搜查资料评估风险，包括认识病毒的传播和感染后症状，连续追踪日本各地区疫情发展，查询有关航空公司的防疫措施，了解日本政府对所有入境游客（包括中港台地区）的检测工作程序是否妥当，甚至因买不到口罩和洗手液而四面八方拜托和求助，除了吃饭拍照全天戴口罩之外，几乎每个小时都洗手，做得格外谨慎，一点都不敢马虎，算是对自己对他人负责。
在东京，大多数人都自觉地戴口罩，无可否认日本人的卫生意识非常普及。我们经过的店家和商场都有为客人准备免洗洗手液，即使不帮衬，也可以随意使用。日本的公共洗手间，或许我不必多说，基本都有提供马桶坐垫清洁剂，比我国的来得讲究和卫生。如果家里有老人与小孩，或慢性疾病患者，我们去东京旅行的决定也许会有不同，总而言之，我们并非无所畏惧，只是选择不过度恐慌而已。
以往的旅行，我们总喜欢光顾当地的便利商店，后来学聪明了都直接去超市买啤酒和零食，还有教人难以抗拒的新鲜水果，价格相对便宜许多。在东京的头两天，我们连续吃了两盒香甜多汁的草莓依然欲罢不能，第三天硬生生按捺住又要买草莓的欲望，改成吃比男人拳头还大的橘子。剥开橘子时，虽嫌橘子皮厚，但酸酸甜甜的味道还是很讨人喜欢，就在这一刹那，我突然感到庆幸，心想如果抗拒尝试又买了草莓，就没能尝到橘子的味道了。
我们在新宿漫无目的游荡那天，风很大很冷，两个人才走出地铁站不久，又假借吃握寿司之名走进小店里避风头。比我们迟一步来的两位女士，她俩都不看餐牌点餐，完全按照自己即兴想吃的，又或早就想吃的，让寿司师傅给她们现点现做。兴许是人性嫉妒的心理作祟，总忍不住用眼尾去瞄那两位女士面前竹叶上的寿司，总觉得她们的看起来比较精致又好吃。每一趟旅行结束，似乎总会有一些难忘，想下次再来怀念，也总会有一些遗憾，想等下次再来弥补。下次，我不想戴着口罩旅行，我想用日语点餐，不想笨拙地用食指指着餐牌，又或妥协地仅点那些有英文翻译的套餐。
